。公民（相当于政治贵族）和贵族由于其独特地位和性格而产生的这种坚强的反抗精神无疑是大规模统一兼并的障碍，也是分立主义的重要基础。而在中国，国只为统治者的家族所私有，“天下”分裂为若干独立小国，是一些野心家的自私行为，这种国的灭亡也主要与他们有关。只有国君和那些感到因“食君之禄”而需报君之恩的“忠臣”们才会有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动性。普通人民对统治者家族间的争夺表现得麻木、冷漠。加之他们已经被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驯化成软弱无力、一盘散沙的一群，把他们置于新主人的统治下并不会太困难。如果新主人比原来的主人开明、宽厚，就会得到他们的欢迎。

五、余论

西方的分立主义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希腊人因多元主义而得到了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始终没有克服城邦的分立，并在各城邦间的自相残杀中走向衰败，最终被外部力量所征服。中世纪的政治分裂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分裂而长期落后于其它国家。直到本世纪，欧洲的分裂还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它也带来了各国间的竞争，并通过竞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各国在分立的条件下也发展了各自的个性，每个国家都闯出自己独立的道路。各国相互影响、补充，交错前进，使西欧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却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它保证了中华民族以其人数的优势于两千年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地广人众规模庞大的国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丰厚的一份遗产。在现代社会里，它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在古代，大一统国家似乎是民主自由的绝对障碍。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联邦制和代议制的发展，才使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里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当代信息社会创造的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工具，普遍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在空间上的距离，从而使一个较大规模的国家实现民主自由才有了可能。

自15世纪起，在西方掀起了
的范围都是“天下”，统治者称“天子”。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人视野所及，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的“天下”观把华夏文明所覆盖的所有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统摄“万邦”，只把周边少量的“四夷”排除在外。东周开始的诸侯异政，被视为“天下”大“乱”。先秦诸子提出各种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国”，即各个诸侯国，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华夏共同体，使“天下”最终“定于一”，也意味着使某位君主“得天下”。这是他们无可怀疑的目标。当秦汉的大一统实现后，这个“天下”就愈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历代帝王和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就是“尺地一民，尽入版藉”。宋太祖立国之初，于风雪之夜拜访重臣赵普，赵普问其缘由，他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天下没有统一，竟会使帝王如此不安。宋太祖灭南唐的典故更具有象征意义。虽然南唐国主李煜一再贬损自己，对宋恭顺称臣，可宋仍发兵渡江攻伐。南唐使者对宋太祖说：“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视陛下如子事父！”而太祖反接过这个话茬回答说：“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10结果使者无言以对。当使者再一次请求缓兵时，宋太祖却不耐烦再讲任何理由，“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即便有人在一边“安睡”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中国人在“天下”观的背景下对统一的强烈追求。

四、 大一统的政治理想

在大一统秩序下的长期生活，在中国人深层心理上积淀为“天下”的情结。每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在“天下”这张底板上构绘他们的政治理想的蓝图。

希腊罗马人生活于地中海沿岸，这里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生长于这里的每一种文明都与周边的其它文明相互了解和沟通。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虽然也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周边众多民族之一，绝不敢把他们所居住
方向上各个国家的分裂，还有各国内部深刻的垂直方向上的分裂。到宗教改革后，教会自身也分裂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在于各民族政治上的根深蒂固的分立主义最终挣开了教会统一的纽带，从此以后，统一的天主教只剩下残破的半壁江山。

西方人顽固的分立主义和中国人对统一的执着追求，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比。就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城邦观念源于城邦属公民集体所有的制度以及他们对自给自足理想的追求。城邦领土的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罗马城邦共和国便毁于自身的扩张。在希腊，类似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斯巴达人就由于对被征服者的恐惧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在中国，由于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国家的土地和人民被视为君主的产业。“贵为天子者”，当“富有天下”。这是君的观念，也为臣所认同。由一家占有一国，由一国进而兼并“天下”，这是君主产业的扩大。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以致很少有人对它发生疑问。

先秦诸子（和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君主的“家臣”地位出发来认识政治问题的，所以，把“天下”统一于某一位君主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骄傲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正是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老子是个例外）。所以，大一统心态正是家臣心态的一个侧面。

无论希腊人还是中世纪的西欧人，它们并非对国家的统一和扩张不感兴趣，而是有更重要的目标被置于这个目标之上。在希腊，是公民们对自己独立自治和公共生活的珍惜；在中世纪，是贵族们对自己传统的权利和特权的维护，这些公民或贵族的集体，构成国家的中坚，任何外来势力企图奴役这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集团拼死的反抗。希腊城邦的历史上，常有城邦的公民在维护城邦独立战争中失败而集体遭屠杀的事情。中世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在反抗诺曼入侵中几乎全部战死沙场
民族主义浪潮，亦即在民族范围内建立国家。

受这股浪潮的冲击，由西向东，一个接一个的多民族帝国解体。

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也出现了分裂，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

人们问，最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会不会也走上这条路？

我们认为，中国悠久的统一传统，中国人民追求统一的执着与坚定，这一优良传统带来的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内聚力，是其它几个帝国所没有的。

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优秀历史遗产，是我们在现代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仍维持着规模庞大的统一国家的可贵文化资源。



反常的、暂时的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天下本来是一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当时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蜂起，纷纷扩张自己的领土和势力。天下没有了“共主”，于是先有“五霸”起而承担号令诸侯之责，接着便是各国直接承担起统一天下的使命。有一种不断兼并扩张的驱动力，推动着各国不断地吞掉周边小国、弱国，最终走向各国的统一。这就是由春秋之初的所谓“八百诸侯”到战国时的“七雄”，最后到秦始皇的一统天下的历史过程。

先秦诸子就是在这种对分裂的不安和走向统一的大潮中应运而起的。诸子的学说都是出于对西周“一”的秩序瓦解的不安，他们纷纷提出的救世治国的方案，都旨在使天下重新归于“一”，或定于“一”。统一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自我意识。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对统一的追求格外强烈。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一”的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虽然也有过像公孙龙那样“离天下”的主张，那不过是一种与主流观念极不协调的怪论，他的主张是孤立的，没有引起人们认真的对待。正如荀子所说，所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

先秦诸子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人追求统一的政治心态和政治情感，也奠定了后世统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整个中国古代，大一统形成了政治传统和政治思想传统。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无可怀疑地维护统一。出现分裂时，就会激发出整合国家并使之归于统一的强烈冲动。得“一”则安，出现“分”、“多”、“乱”的情况则惶惶然。

三、 中国人的“天下”观

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和先秦诸子阐述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人的政治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三代的圣王都是“天下”的共主。帝尧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并“协和万邦”。而舜的仁政和刑罚则使“天下臣服”。禹的威势更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夏商周三代更不必说，所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