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最讨厌熟悉的人或陌生的人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又喜欢滔滔不绝地回敬别人的话。一看到这样的场合，母亲便会走近我，放下脸皮，骂我：“你不说话，别人不会卖你。”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她不爱说话，别人滔滔不绝地说话，她可以静静地听上一天，两天。于是，母亲甚感不解地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两个女儿。”
正是我母亲所讨厌的滔滔不绝地说话，让我认识了他，仲开伟。
那年夏天，我们全班28位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瑶里白石塔林场实习。那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还有新栽下去的杉树林。多么好的天然大课堂，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十五天。
每天清晨，我这个做班长的带领同学们做早操。他们有的站立在林场场部门口的平地上，有的站立在杉树林里，还有一批顽皮的男生一个靠一个地站立在陡斜的下坡小路上，他们形成了一个比一个矮的连环，直通到山里人吃用水的塘边，简直像猴子捞月亮。
老师把我们28人分成了七个小组，每小组四人。每个小组的任务也不相同，有目测树木高度的，有区别树种类型的，有测量林地的。
我被分在了测量林地的小组，带上三个早操最喜欢挨近塘边的男同学。我们选择了一块刚刚刈了山的林地，一踏上去。便闻到了原始森林被砍倒、被烧毁的焦味，闻到了上千年才露面于世，被山民们翻挖开来的泥土芳香。
那三个“猴子”并不急于测量林地，而是在没有被烧毁掉的惨倒在地的大树身上或走或跳，兴奋不已。连绵不断地山峰，每一座山峰下都有那么一大片林地，惨倒的大树何止上百，上千。
我怒吼着：“猴子们，你们跳蹦到明年也跳蹦不完的。李猴子请你站到东边太阳升起的角落，赵猴子请你站到南边太阳正射着的角落。”
我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指方向。剩下的余猴子站在我身边架立起罗盘仪。工作就这么开始，我绘图。
森林里，顽皮的猴子都顶聪明，这三位同学也一样。他们只要早一点测量完这片象女人裙子形状的陡斜林地，就可以在大树上玩耍，还可以翻拆罗盘仪，拆开了，再把它装好。
眼前一切事物的发展，按照聪明“猴子们”的想法在进行着，但后果呢，拆开了罗盘仪一直没有装好。反正有的是时间，林地测量完了，图也绘好了。
我捧着打开的绘图夹坐在一棵年龄约有百岁的香榧树的尸体上，骂那三人猴精自作聪明。
我的身后有一条一米八宽的防火道，防火道的上面是残留下来的原始森林。就是从那里传来了两位大男人的哈哈大笑声，一个说：“有意思吗？”另一个说：“挺有意思。”
我回头一望，那不是每天早上坐在林场场部里吃着早餐，看我们做早操看得发笑的两个人吗。
他俩向我们走来，并弯下腰很感兴趣的看三个顽皮的同学在安装罗盘仪。其中一位走近我，也坐在香榧树身上，他非常温和的问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绘的图？”
我点点头，把绘图夹递了过去。
“这是你绘的图，绘得真好，你叫什么名字？”
“刘羽。”
“名字真好听。”
“那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仲开伟，他叫曾智勇。”
“你们的名字顶好听的。你们不像乡干部，是地质队的吗？”
“不是地质队的，是林业局的。我们像地质队的吗？”
“像，很像。因为你们身上仍有学生派的干部味道。”
“谢谢，刘羽，我很喜欢你这样看我们。”
“你们俩为什么天天都要看我们做早操，还喜欢坐在那里笑我们，我们很好笑吗？”
“当然好笑，一群可爱的猴子，森林里的猴子。”
“仲开伟，你们当学生的时候，也到过高山林区实习吗？”
“我们实习的地方，那可高呢。”
“有这里高吗？这里可是全市最高的山，白石塔林区一千七百米。”
“哈哈，一千七百米也算高，神农架三千至四千米，我们实习地点常在那，那才是大林区呢。”
“神农架？”
“对，神农架，很像女人的那种山。”
“像女人的山？什么样的女人？”
“就像你一样。”
“像我？你把我比作神农架，那么野蛮的大山！我生气了，我不理你。”
我从香榧树上站起身来，向三位同学那里走去，仲开伟紧追我身后向我解释说：“刘羽，刘羽，听我把话说全面。神农架是一座很美很美的大山，它的许多山头像蒙古的草原，那么辽阔，一片绿色，可以牧羊。神农架山上的每一棵大树，嫩绿的叶子像灌满了油那样翠亮，四季常青。神农架真像一位慈祥、丰满的母亲躺睡在神州大地上。”
“哇！那么美丽的神农架呀，我真想去那里，猴子们，你们也想去吗？”
“想！太想了。叫老师带我们去！”三个猴子神精质地欢蹦起来，罗盘仪的零件散了一地。
仲开伟，曾智勇，我们一起在芳香的泥土里找出每一件小零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这个零件应该按在这，那个零件应该装在那，还真的让罗盘仪恢复到原样。
仲开伟蹲在我的身边，握紧我沾有泥土的手问：“刘羽，你是瑶里的知青吗？”
“是呀。你怎么不问我是别的公社的知青呢？”我笑着问他。
“我很会猜的，刘羽。”
“那你猜我多少岁？”
“二十二，二十三岁。”
“你猜对了。”我微笑地回答他。
“刘羽，你是一位漂亮的学生，你很美，健康的美。”
“我才不美呢，我不苗条。你和曾智勇这么高大魁梧，多像挺直的白杨树啊，所有干林业工作的人都该像你们才是。”
曾智勇说：“要挑选白杨树那样的人来干林业工作，只有到西伯利亚寒冷的苏联边境去贴招人广告了。”
仲开伟笑着说：“林业局有你一个假苏联人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去西伯利亚拉帮结派把你的假亲戚们全拉进林业局。”
白杨树引起他俩这样的对白，笑死我们了。
正午的阳光随伴我们六人行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我和三位男同学放开噪音高唱：
“我们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步伐不齐却斗志昂扬，毛主席喜欢的林业学生，跳进林海才能成长。向前进，向前进，高山路陡不能阻挡；向前进，向前进，一切野兽全部吓跑。
我们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小鸟飞来，猴子呆望，我们是一群实习的学生，学好本领建设国家。向前进，向前进，原始森林是我们的课堂；向前进，向前进，向着顶峰的方向。”
嘹亮的歌声在森林里回荡，绵延不绝，余音袅袅。
第二天，第三天……乃至一年里，没有见到过他。


真的感谢上天，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回移到了它的原位。我不用回生产队了，这两年的书没有白读，尽管是社来社去又回到了瑶里公社，但人却起到了质的转变，由挣工分变为每月工资30.5元，职务是公社林业员。一个公社只能有一个林业员，为什么瑶里公社能容纳两个林业员？而那个年龄近50岁的老林业员，他与我相同的工资却要养活一家人，老婆儿女。我的担心又缓缓升起，担心总有一天，公社又要让我重回生产队务农或当民办小学教师。
我有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窗外围墙内种有花草、树木。对门住的是公社工业办的主任，一个50岁左右的本乡人。他每天咳嗽不止，背也弯了，一看就知道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出身。我很奇怪，瑶里是个林区，农田虽然也不少，哪来的工业呢？我问他：“张主任，瑶里的工业是什么？”
他咳嗽了两声回道：“三矿区里，白石塔山里，发现有钨矿。”
我又不解地问：“钨矿是国家的，公社怎么能动它。”
他又咳嗽了两声回道：“地盘是公社的。”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问下去，这跟我无关。
张主任很怕冷，十一月的天气，他的房间里天天都有一大盆很旺的炭火。我站在他的房门口通身暖融融的。他很客气地叫我进去烤火，他还说，一个人也是烤，两个人也是烤，他的火盆边可以围坐四五个人。他不嫌人多，倒希望有很多人给他增添热闹。
“一个人也是烤，两个人也是烤。”这样的言语，让我想起了书中描绘远古时代吃人的海盗。但他不是。
公社里静悄悄，因为下面的干部没有来开会，也不是天天都有会开。
我坐在火盆旁烤火，张主任在一边咳嗽，一边收拾房里的东西。我听见有脚步声向这边走来。啊！一个陌生的男人以风一样的速度坐在了我的对立面。
“哇！真暖和。”他微笑地跟我说。他头戴一顶有棕色绒毛边的棉军帽，从头到脚都挺精神，尤其是白皮肤的脸上那挺直的鼻梁和闪着亮光深陷下去的眼睛，加上得意的微笑，让你觉得他就是个霸气十足的男人。
“你戴着棉军帽，穿着军大衣，你是从部队上转业来的？”我问他。
“哈哈，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钟志民，响当当的钟志民！”
“什么，你就是报纸上刊登的那个率先站起来用实际行动反对高干子女搞特殊化，进了军大学，又从军大学里退出来，主动回到农村的钟志民？”
“是呀，不像吗？”他问我。
我惊得一下子站立起来并开始仔细地打量起他来了。我在他脸上搜到了他的年龄，便又惊叫起来：“不对！绝对的不对！你不是钟志民，不是！报纸上的钟志民才二十几岁，跟我的年龄相仿。可你呢，你有三十多岁，你的年龄应该比我和钟志民的年龄大一轮。大一轮是多少，知道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我一口气报完了全中国人都有的生肖。
我还站着，似乎不愿坐下，不愿坐在他的对立面。
他抬起对来，一脸的笑容说：“真是学林业的啊，全中国人的生肖，你就像数大树那样，一下子就数完啦。坐下吧。”
我偏不坐下，问他：“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是学林业的。”
“我是下放干部，一个极普通的下放干部。”
“下放干部有什么了不起，把我当成山里的小猴子耍。”
我起身回到对面自己的房间，把门轻轻地带上，找出心爱的口琴，坐在窗前，背对着房门，吹起了《我的祖国》这首歌。此时，门缝里竟也飘来一个男人低沉的波浪音跟唱起这首歌，慢慢地到了歌的后一段，那个男人竟用激昂、动听的男高音完美地结束了这首歌。
是谁？那是谁？是谁在伴我的琴声歌唱？我把门打开，是他背靠着我房门口的墙，还在用脚步很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
我轻声地说：“是你呀，假钟志民，你为什么还不回你下放的地方去？”
“我下放的地方就在你的楼上，很近。”他翻滚着眼球，微笑地回答我，并用右手往上一指。
张主任上前解释：“他是我们公社的副书记，名叫仲志明。”
我皱起眉头，再次注视他：“也叫钟志民。”
他歪起脑袋，得胜地笑着说：“当然叫钟志民。一字之差，报纸上的那位钟志民，是人民的民，农民的民。而你眼前的这位仲大哥，是明亮的明，是美好明天的明。”
他大大方方走进了我的房间，说一声“真整洁”，转身就出去了。我听见他在走廊里自己跟自己说话，他说他的房间简直是狗窝。
我站在公社院门内左侧花圃边上，早晨的太阳把它体内最美的红色涂在我的脸额上。
我穿着黑色的工作服，还有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被压在箱底。我特意找到市里那个手艺很高的裁缝，量身定做。这两件工作服可以罩棉衣，也可以罩毛线衣，还可以当衬衣穿。那个手艺很高的裁缝其实并不难找，他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城市里的一个小阁楼上。我唯一的姑母，曾经被人称为镇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住在裁缝的隔壁。我一米六八的高个，只要站在楼上往上一跳，瓦片便会飞落下来。姑母的岁月里记载了她是资本家屋里的太太，所以被勒令到“五·七”干校，养鸡、做饭。
我的母亲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黑色与蓝色，我告诉她，我工作的地方是瑶里的山上，每天看见的是林海。我从母亲藏布片的大抽屉里找出大红颜色的毛线，大团，小团，连最小的小卷也不放过，把它们全装进了我绿色的背包。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这些粗细不均的毛线织成了一条长长的围巾，围巾的长度足可以在我的脖子上绕一个圈，又一个圈。我面对办公桌上那面小小的圆镜，发现围巾上钩出的阿拉伯针的图案真的好看。阿拉伯的文字知道吗？弯弯曲曲，很粗的洋线条。那时的女知青，织的毛衣都是平针或上下针，唯有阿拉伯针的图案最赶时髦。
我就是围上这么一条大红颜色的，有阿拉伯针图案的围巾立在瑶里公社最权威的孔书记面前，听他下指示。看上去，他比仲志明大十岁。他不戴棉军帽，也不穿军大衣，穿老百姓平常穿的衣服。他对谁都是满脸的笑容，的确和蔼可亲且身材高大。他才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先是当公社的武装部长后又提拔为书记，公社的一把手。只要是下乡，他都要背上一杆枪，随同他一块下乡的干部个个觉得很光彩，书记当警卫员，乡干部们倒成了首长。
孔书记笑着对我说：“刘羽，市林业局营林科的仲科长来电话了，现在是冬季，全市各乡基本上完成了刈山任务。刈了的山马上就要栽杉树苗。而刈了的山不赶紧测量面积又怎样能算出该付农民和山民多少报酬呢。林业局测量队人手就那么几个，全下去了，分派到我们瑶里的也只能是一个。仲科长说叫刘羽也上，她能量山会绘图。你可要感谢仲科长啊，是他向我推荐了你，说是去年你们在白石塔林场实习。他还夸我们公社推荐了知青去共大林学班，不像有的公社派去读书的是没念几年书的小农民。”
由此，我想到了全班二十八位同学，知青只有八人。
由此，我想到了绕南村那位代表全市农民见过毛主席的女书记，她也是我的干娘，是她从公社开会时带回一份表格，叫我快填好，读书去。
由此，我想到了为什么全市的公社里每个公社只有一位林业员，而只有瑶里公社能容纳两个林业员。原来，我要感谢的上天，竟然是他，仲开伟。
我真想见他，真想牵着他的手，在瑶里的高山上狂呼：“皇恩浩荡，皇恩浩荡！”
此时，从我身后传来好听的口哨声，那是在吹南斯拉夫的一部电影《桥》的主题曲。
我回转身，看见仲志明就站在公社的二楼他房间的窗口，那么兴奋地吹着这首挺有节奏的歌，我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他，心里想着的却是与他同姓的一个人，仲开伟。


第二天上山，两个扛标杆的农民，全站在了许技术员指定的方向。突然，天空有乌云从背面山峦袭来，先是零星雨点，后是狂风暴雨。山上的四个人全成了没拧干的湿衣裤，在陡斜的林地里，在有路无路的山里缓慢移行。
我和许技术员就穿着这样没拧干的湿衣裤，露出头和手脚，挺吓人的模样进了公社大门，还傻呼呼地站在正从楼上下来的仲志明面前用颤抖地声音说：“冷死了，冻死了。”
仲志明连雨伞也来不及拿，向食堂方向跑去，他留给我们的话是：“我去拿热水来，你们快进房。”
许技术员进了招待房，我进了自己的房间。很快，仲志明一手提了三个热水瓶进了我的房间。他说他刚才好厉害，两只手提了六个热水瓶。他匆匆忙忙地又出去了，留给我的话是：“我拿火盆和炭来。”
一会儿，火盆搬进了我的房间。一会儿，一大篓炭也拖来了，放在我房间的墙角。他又急匆匆地拿了把不知从何处搜来的铁钳，进了张主任的房间，夹了块烧成钢形状通红的炭火放在我房间的火盆里，再盖上许多的黑炭。又急匆匆地从张主任的火盆里夹了一块通红的炭火向许技术员的房里跑去。许久，没听到他的脚步声，他上楼了还是去了食堂？
中午，仲志明给许技术员的房里送去了三菜一汤可口的饭菜，又给我端来了同样的饭菜。我问他：“你吃了吗？”
他回答道：“吃过了。”
“坐吧，谢谢你。”
“谢什么，这是我仲志明该做的，你们干林业工作的人真是太辛苦了。”
“不辛苦，是雨在欺负我们。”
他两手搓着，坐在火盆边，望着我湿润润的短发，望着我身上已换的干净衣服，看见我大口大口地扒饭，夹菜。他说他还想吃饭，虽然已经吃过了。
他又站起身来，把脸盆放在脚边，取下绳子上的衣服一件又一件地用力拧干，再晾晒在绳子上。这根绳子的一头系在东窗的上头，另一头系在西门的上头，两颗铁钉牢牢地固定绳子的两头。
我吃完了饭，饭菜全部扫空。他说他的肚子饱了，不想再吃饭。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把脸盆里的剩水倒向窗外，把碗筷放进盆里。我抢上前说我来。他就是不肯，要我守在火盆边，说是湿头发干起来快点。我输了，他赢了，他端起脸盆去了食堂。
一会，他回来了，许技术员也进来了。我们三人围坐在一起烤火。许技术员说：“刘羽，干脆从明天起，我们都吃住在长明大队。反正附近的山林量完了，就剩下远的深山沟里的林地了，我们花上五六天，就能量完。有那么些一两户人家的小队，离大队又远，我们就吃住在小队那一两户的人家里。”
我即刻点头同意。许技术员说，天一下雨他的关节炎又犯了，他要去早点休息。我说：“你快去吧。”
“真是一只小鸟，明天又要往山沟里飞，你干脆改名叫爱飞算了。”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封同学的来信，他看见了忙说：“你昨天晚上写的信，今天别人就回复了，怎么这么快呀，瑶里有航空邮政所吗，根本就没有吗。”
“这是今天早上接到的信，英明伟大的我没有把它带在身上，要不然全淋湿了。你感兴趣就拿去看吧，又没有什么秘密，是一位女同学写给我的。”我把信递给了他，他非常认真地看完了那封信，竟是一脸的沮丧。我一把夺过那封信急问：“她家里死人了吗？”
“不是。信中说全班二十八位同学各奔东西，就你和鹅湖的那个小农民走运，运气好，公社用了你们。其他二十六位同学全回原来的生产队，连当民办教师的也没有。前途不知在何方，她信中说她是流着泪写这封信给你的。”
“我要不是遇见了贵人相助，也同她一样会回生产队的，也一样会感到前途渺茫啊。知青啦，知青。所以呢，在我读书以前，在我读书的两年中，有多少知青的父母操够了心思，想方设法，找人托关系把他们的儿女弄回城里去。而我呢，父亲在政协农场养猪，又扣了工资，母亲是个小学教师，是个誓死也不求人，极爱面子的人。我能有今天，够知足了。那些出身好的，表现也好的，可以被分批地选拔上大学，进工厂。 那样的梦，我也不去想，要想也想不到。我很知足，非常地知足，那怕在工作中，摔死在深山老林的悬崖下，我也无所畏惧。”
我一下跟仲志明说出这样的话，是我为同学们的沮丧而伤心、难过。
“仲志明，你知道吗？那两年啊，我们同学在一起，尤其是八个知青在一起，我们老是憧憬美好前景应该是这样，又应该是那样。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在瑶里最高的白石塔林区实习。那十五天的实习啊，大家都终身难忘。我们还编写了《走在森林的小路上》这首歌，唱着这首歌去目测大树，去测量林地，去区别树种。那雄纠纠、气昂昂地歌声给了我们无尽地欢乐，无尽地遐想，无尽地力量。可现实呢，能拥有这遐想和欢乐的人只有两人。你说我不难过不伤心吗。所以，我要百倍地珍惜眼前这种即艰辛又难得的工作。所以，我才说在工作中跌落下山崖也无所畏惧。”
话毕，我看到他眼里有点点闪耀的水晶，他沉默着，沉默着，于是我也沉默下来。
“刘羽，能轻轻地唱那首《走在森林里的小路上》的歌给我听吗？”半小时后，他低沉的声音把我从沉默中捞起。
“可以的，我拿笔和纸给你，你可以速记下来吗？”
“可以的。”
我唱起了这首歌，他用笔和纸记下了这首歌：
我们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步伐不齐却斗志昂扬，毛主席喜欢的林业学生，跳进林海才能成长。向前进，向前进，高山路陡不能阻挡；向前进，向前进，一切野兽全部吓跑。
我们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小鸟飞来，猴子呆望，我们是一群实习的学生，学好本领建设国家。向前进，向前进，原始森林是我们的课堂；向前进，向前进，向着顶峰的方向。
“爱飞，这么有节奏，有力量的歌我也会唱，你听。”
他用手中的笔在空中挥舞，另一只手拿着他的记录，悦耳动听的男高音绵延不绝，余音袅袅。
完毕，他问我：“是你写的歌词，对吗？”
“当然，我是班长呀。”
“市林业局的技术员在林场也听到了？”
“没有。仲开伟和曾智勇听到了，他们在原始森林调查，遇到了我们，森林里吗，可以放开嗓子唱歌。”
“啊，你遇到的贵人相助就是他，仲开伟。”
“当然，就是他，是他向孔书记推荐了我，才认识了你仲志明，两位姓仲的大哥。他跟孔书记说，瑶里是个大林区，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说瑶里的领导不错，知道派知青去读书。”
“仲开伟来过瑶里几次，几次都问老孔，刘羽呢？是我在旁边告诉他，一次去了市里，一次去了绕南，一次去了长明大队。我看见他很失望的走了。”
冬至以后的瑶里，尤其是傍晚，再加上阴雨过后，群山的轮廓沉郁在一片暮蔼之中。你以为这就是天上，但在有炭火旺燃的房间，你又以为你站在有阳光直射的山顶。
我不再对仲志明反感，觉得他同仲开伟一样，非常地关心我，关心我们投身于林业事业中的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缓缓升起，从此，我的内心装下这么两位可爱的男人，像大哥那样的男人。


我在白石塔林场场部住了两天，回到了公社。张主任房间的门大开着，他同仲志明坐在火盆边聊天。我一边用钥匙开着门，一边掉转头说：“歌唱家仲志明，我回来了，不唱歌迎接吗？”
“迎接。”他站起身来，把张主任房里的热水瓶提进了我的房间，并唱道：“老朋友回来，老朋友回来，老朋友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很辛苦吗，我把热水瓶放在你房间。”
“怎么把张主任的热水瓶拿来。”
“不要紧的，张主任对你比对我还要好。”
他说完，把热水全倒进脸盆里，再把空热水瓶和我房里的热水瓶拿走了，去了食堂。
晚上，我生起了火盆。仲志明走了进来，门大开着。我从绿色的书包里抓出一大把香榧放在桌上说：“吃吧，山民们给的。”
我提着绿色的书包进了张主任的房间，把一包茶叶放进张主任手中说：“白石塔林场的茶叶，云雾茶。”
“哇！那真是好茶叶呀。谢谢呵，刘羽。”张主任高兴地说。
仲志明忙跑过来，夺走了我绿色的书包，说道：“真是没良心，那么好的茶叶也不知道多拿一包回来。”
他把已经翻过的、还装有香榧的书包扔在我床上，好像真的生气了。我笑眯眯地看着他生气的脸，坐在他对面还得意地摇摆着头并哼着不着边际的歌曲。他伸手抓了抓后脑勺，立起身，走到床边，把枕头一掀，大喊：“哇！茶叶呀，你跟我躲迷藏，被活捉了吧。”
“诡异的仲志明，高兴啦。”
“当然高兴。”他侧过头去，望了望张主任的房门口，飞快地在我手上吻了一下，坐回到火盆边，把茶叶放在了桌上。我低声骂他：“坏仲志明，死仲志明，下次再这样，我就打扁你。”
他根本不在乎我骂他，还要大声地说：“重游白石塔林区，有什么感受，说给仲大哥听听，我也好与你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感受可多呢。”
我把去白石塔场部直升下降翻爬大山顶，走了一天的冤枉路的经历讲给他听，把郑老师的故事讲给他听，再把林场场部的人员介绍给他听。他一直笑着听，连听郑老师哀婉的爱情纪实片也是笑着听。
我说那个大炮书记呀，说话说到激动的时候，一只脚踩上了凳子，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指向了天空，活像一门大炮。那个沉默的张书记呀为什么一天都难得说上一句话。大炮书记说，原因很简单，张书记在抗美援朝当侦察排长时，一直没有立过功。方场长却说，不是的，是看见全排的战士牺牲了，留下了他一个。大炮书记恼火了，一只手指向了天空，脚踩上了凳子。方场长忙改口说是战场的炮火打得太猛，美国佬的飞机又乱扔了许多炸弹，吓得再也不敢作声了。大炮书记还是恼火了，伸手再次指向天空。白发苍苍的方场长只得按照大炮书记的话说，没有立过功。话音落，大炮书记踩在凳子上的脚放了下来，手不叉腰了，另一只手也不指向天空，而是学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摆手的样子说：“如果，张书记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功，戴了大红花，那他还会在我手下当个副书记吗，不会的，不会的，起码也是个县长。没有文化不要紧，那就当个副县长。方德康，方场长，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这样啊。”方场长一个劲地说“是是”。要是不说是的话，大炮书记又要摆出大炮的姿态。
仲志明笑出了声，对门的张主任一边笑一边咳着，来到了我的房间。再不能让张主任连连咳嗽。我只能从简地讲。
我说，其实大炮书记和方场长很会讲山里的故事，只是他们两个人喜欢抢着讲。
什么黄家队的老队长，没看过电影啦，煮了几大锅的饭菜给电影上的人吃；又是什么山中一老汉，把一条大蟒蛇当作是一棵砍倒的大树，坐在树上抽烟，抽一下烟，敲一下大树，大蟒蛇恼火啦，一个翻身把老汉摔下了山崖；还有一户山里的人家，喜欢养猴子，猴子学人样，帮那个人家的婴儿洗澡，把婴儿放在澡盆里翻来覆去地洗，结果婴儿死了，猴子也被山里人打死啦。谁知，这么简单地介绍，张主任和仲志明还是一个劲地笑。
我只能挑不笑的事讲给他俩听。我说大炮书记是个热心肠的人，要帮我介绍对象，对象就是林场场部出纳小吴。我说我现在有两个大哥那样的朋友很关爱我，不需要对象，一样可以过一生。小吴说那不行，关爱你的朋友不能成为你的对象，不能成为你的丈夫。他说他以后也要像大哥那样关爱我，对别人可以发火，对我绝不发火。他说他没什么文化，但特别喜欢有林业知识的文化人。我说你只能做大叔，绝不能做大哥。
果然，张主任和仲志明都不笑了，挺认真地说：“你答应跟出纳小吴谈恋爱了吗？你是应该考虑找对象的事啦。”
“那么好心肠的大炮书记帮我牵线，我当然点头啦。谈恋爱嘛，又不是结婚。” 我说那个民兵连长怎么跟孔书记那样，喜欢背枪。大炮书记和方场长抢着说：
“那个傻大兵，他不但喜欢背枪，还喜欢开枪，场部门口的那棵苦株树，不知被枪毙过多少回了。”
“你不是也喜欢枪毙那棵苦株树吗，张初云从西边队看了老婆一回场部，对着苦株树只开一枪。可你听到了枪声，跑出去夺过张初云手中的枪，呯！呯！呯！对着苦株树开了三枪”。
“三枪怎么啦，你不敢开枪，难道不准我大炮开枪吗。”
“那棵苦株树啊，太惨啦，太坚强啦，身中了那么许多的子弹，就是不倒，不死。换作是人，早成了血糊酱。”这么短的对话，张主任和仲志明听了，又笑开了。
我说林场会计大刘呀，整天是笑脸，但那是苦笑呀。大炮书记和方场长又抢着说话了。
“大刘是本地知青，住在瑶里刘家脿上，他原先是下放在天宝公社。”
“他懂事得早，知道一下放就找个女人结了婚。”
“那个女人啦，没文化，农民家的孩子。”
“没文化好呀，会生娃娃，你看背上驮一个，手中牵一个，还有一个六七岁的男孩。”
“那个男孩，天天爬上林场场部里玩，知道大刘在这里上班。他手里拖一根两尺长的锁链，不知从那里拖来的。”
“还不是大刘想锁他，但又舍不得锁。”
“那个男孩长得像大刘，挺漂亮的。”
“可惜呀，一生下来就是个傻小子，不会说话，也从来没笑脸，也没看他哭过，一天到晚拖锁链。”
“大刘带着一家人在天宝种田，日子过得很苦，是公社应主任把他们调来林场。”
“应主任原先也是知青，后提拔为公社副主任。他爱上了大刘的妹妹。大刘的妹妹也是知青，在公社放电影。”
“你这个老东西，胡说八道。应主任跟冬华结了婚。”
“冬华原先也是知青，后提拔为公社妇女主任。”
“我们瑶里公社对知青还是重视的，知青那么多，能用几个就用几个吧。”
“林场的老知青不多，像秦宝林啦，跟对面山里的姑娘结了婚。杨菲、南菲呀又跟山里的小伙结了婚。”
“三矿区里河的那边山上一个知青点，没有一个结婚的，你就不讲啦。”
“那都是一大群的新知青，七零年以后分批分批来的，又不是六八年下放的。”
“西边造林队、屋基场造林队有两个女老师，就是新知青。”
“那两个嘻嘻哈哈的女知青，她们相隔五里地，总是邀伴来林场，找老知青大刘玩，拍手呀，跳呀，说些开心的话呀。结果大刘的老婆气得喝毒老鼠的农药，好在抢救得快，没死。”
“知青吗，年轻，有文化，山里寂寞，见到老知青就像见到了哥哥那样，谈得来话。人家都叫我大炮，大炮也懂人心啦。”
“你懂人心，那我问你，出纳小吴，那么好的成分，你为什么不选拔他上大学、进工厂。他还是同你共一个祖宗的，瑶里大姓，吴家的子孙，你们又都是住在瑶里老屋上。他原先下放在长明大队，你那时是长明大队的书记。”
“你方德康知道个屁呀，长明大队的知青个个拿眼睛盯着我。我只能把吴家的子孙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吴根成送去读江西大学。他当过长明大队民兵连长，后又把吴家的子孙出纳小吴送去昌河工业厂。昌河检查身体特别严，说小吴肺上有一小黑点，打了下来。”
“那是医生的眼睛上了火，把眼屎当黑点。”
我站起身来，打了个哈欠，问张主任和仲志明：“我刚才讲到了娜里，是不是讲小学四年进了江西大学，我好像是一边打瞌睡，一边在说些什么。”
“已经半夜过后了，你是讲到了小学四年进入江西大学，你想打瞌睡就睡吧。”
“我们也各自回房间睡去吧。”
夜，静极了，群山、森林，全睡下了。


清晨，我在房间里整理着要带去长明大队的衣服，还有小物品，梳子、小圆镜、针线包、小本本、小铅笔。
仲志明进来了，他在我身边低声地唱着《桥》的主题歌：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你要去爬山，分工不同各在一方。
我非常高兴地接着唱：“我要去林海，那里有我的事业。”
他又唱道：“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不要忘了我，你的青春驻我心间。”
我又唱道：“请你等着我，我们一起把歌儿编。”
许技术员走来喊：“刘羽，我们走吧。”
“好的，我来啦。”
我和许技术员背上行装，抬头望望灰色的天空，走下公社的台阶。迎面走来了两位同样背着行装的人，每人背上都背有长脚的罗盘仪。他们大声说话：“小许呀，你要去哪个大队呀？小许呀，我们是乘早班的车来的，来晚了就碰不着你啦。”两个人同时说着不同的话，许技术员全听进去了。
小许介绍说：“这是刘羽，公社林业员，我们准备去长明大队，下星期去罗源、梅岭、寺前等大队，测量队的人马全来了就去白石塔。”
接着小许又向我介绍那两位同时说着不同话的人：“这位何兴强，林业局测量队的。这位付气美也是林业局测量队的，他是一九五八年华南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林业工程师。”
这时，专管公社农林的副社长占地潮也赶过来凑热闹，他笑呵呵地说：“哇！技术人员赶集呀。”
何兴强说：“是仲科长把我们从别的公社抽调来的。”
占地潮马上指着我说：“刘羽呀，你就别去量山啦，白石塔林场的年终表彰大会，你就作为公社代表去参加吧，明天就去。”
于是我背着行装，向测量队的队员们招招手。他们一起微笑着向我招手，多么可爱的林业工作者啊，他们马不停蹄地向森林里走去。
上白石塔林场场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从瑶里出发行至八里地到绕南村，从绕南村淌河过去到巍峨的芭蕉山脚，再从山脚下起步，往上爬至十五里， 到了芭蕉山的脖子口拐弯处，直往里走，走完三里高山上的平坦小路即到达了白石塔林场场部。
还有一条路，从瑶里出发向二矿区、三矿区挺进，再从三矿区的一条小路上山。小路虽只三里，但路陡斜，极不好行走，小路中段又有一条三米长的独木桥，桥下是悬崖，曾有一个壮实小伙，肩扛一木，从独木桥坠落崖底，葬送了性命。
我还是选择了走大路，这条大路有三十多里长，是20世纪60年代末从全市各乡抽调大批人马修建的战备公路。路一通，路两边的原始森林被木材公司设立在瑶里的一个加工厂年年砍，年年运。七年了，还在砍，还在运。正是这样，才让我可以搭去加工厂的便车。搭上便车，很快，在三矿区下了车；很快，爬上了陡斜的小路；很快，来到了丧命的独木桥。我一点也不害怕地过了桥，站立在白石塔林场场部。我真佩服自己风一般的速度。
林场场部静悄悄，只有一个老伙夫。矮小瘦弱的伙夫告诉我，他们全在斧头山脚下的种田队开大会。
我觉得自己的智商简直为零，昨天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林场问问会场场址在那里。我不得不顺着山民们指引的方向，翻过眼前一座大山，爬呀爬呀，到了山顶又顺着弯弯曲曲下山的小路下呀下呀，下去转弯，转弯下去，一直下去，一直转弯，就到了斧头山脚下的种田队。那个大炮书记和那个成天不说一句话的副书记，对我这样直升下降的路行笑得稀里哗啦，炮声阵阵不停，闷雷连连不断。大会都结束了，我还是代表吗？
如果早知道开会的地址，就不用翻山又越岭，只需从绕南村后面行走五里小平路就到了。
我跨进厨房，乱七八糟的剩菜吃了又吃，仿佛这样才能填满智商的空白。
大炮书记和那个不爱说话的张书记热情地邀请我明天同他们一起去林场场部住上几天，今晚呢，就在种田队的一位山农家过夜。我一口答应。
那位操着一半本地话一半广东话的大妈对我说：“小刘，被子我帮你铺好了，你就睡在那间房里。”
我随她进了房间。房间小小的，四面是土墙，床里墙边糊上一长条报纸，以防被子会染上泥土的黄色。床头小方木桌上，有小孩在纸面上画的小太阳、小草、小树，还有大头小脚的火柴人。我问她：“是你两个孙女画的吗？”
那两个小女孩正紧靠她的左右。她低下头来，抚摸着两个小女孩的头说：“这是我的两个女儿。”
我又看见另一间房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椅子上钉窗户上的木板，又问她：“那是你的大儿子吗？”
大妈望着那个钉木板的男人说：“他是我的丈夫。”
我懵了，我傻了。问的话全是意想不到的回答。我想，这个大妈一定恨死我了。我想到了我的母亲为什么讨厌别人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又喜欢滔滔不绝地回敬别人的话。可我没有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只是顺便问了两句。母亲不在我身边，我却听到了母亲在骂我。我连声向那个大妈道歉：“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话。”
“没关系。”
大妈越不介意，我就越是过意不去。
那个大妈领着两个小女孩去了另一间房里，钉木板的声音也歇了下来。我坐在床边，一点也不想睡，虽然爬了一天的山。
大妈进来了，手里还端着一个大茶杯，她叫我喝茶。我接过茶杯放在桌上。我不说话，不敢再说话。
她说话了：“我姓郑，种田队的人都喊我郑老师，我就在种田队当民办小学老师。原来呢，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广东省的一个山沟里，也是当民办小学老师。我爱上了一位在县里当干部的男人。那个男人是个英雄，战争年代里枪林弹雨里冲冲杀杀，一身都是伤疤，就是没有文化，一个字也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我就是爱他，同他结了婚，但他身体很不好，死了。我带着他的骨灰，来到了他的家乡——种田队。我本想回广东，但我迟迟不走，其实就是不想离开种田队。这是我所爱的男人的家乡。他是爱家乡才去打仗，才会负伤，他的骨灰也回到了家乡。我下决心，不走啦，坚决不走。我在种田队住了下来。现在这位丈夫他那时很年轻，经常帮我担水、劈柴、挖菜地，上山砍柴给我。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也不成亲，我们便成了夫妻。我快五十岁，他才三十多岁。”
“你深爱着那个英雄，英雄死了，你决心与他的英灵相守，才跟了这个理解你、同情你的男人结了婚。”我还是开口说话了。
郑老师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她马上又转过话题：“这里有个女知青，跟我一样喜欢当兵的，她跟那个在白石塔知青点带队的一位转业军人结了婚，你认识她吗？”
“以后会认识的。”
那一晚，我睡在郑老师家，梦见了年轻时的郑老师同她深爱的男人在广东的县城里行走。
种田队的河水哗啦啦地从两边都是田埂的河中流过，不像二矿区、三矿区里的河水轻荡荡地从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公路的河中流过。但它们的流程都是一个方向，它们或唱歌，或欢呼，只是你听不懂。轻荡荡的河水，哗啦啦的河水，它们唱着，欢呼着，似乎在说：快呀，我们去大海，我们向大海奔去。
河水是女人，大海是男人。
太阳爬上斧头山顶，脸上绽放出万道光茫，那是太阳的笑纹，它在笑：昨日一个女子满头大汗，斗志不减拼命翻爬，从大山的那边翻越到了这边。今晨，一大帮人排成蛇形，又从大山的这边翻爬向大山的那边。
年轻的，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民兵连长背一杆枪走在前面，大炮书记，沉默的张书记，白发苍苍的方场长，林场会计大刘，林场出纳小吴，还有我，还有黄家、西边、屋基场、内屋基、内坦、场部等六个造林队一百多位受表彰的山民，浩浩荡荡，组成一支登山大队，向林场场部，向大山顶峰攀登而去，向拥有五万亩山场的林海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