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他又拿出一枚一模一样的，我分不出好坏，只能点点头。我这枚上头拴的是红丝带，他那枚是金黄。

“谢谢你，顾林。”

我深吸了一口气，还是决定说出来。“你去了莫斯科，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1927年的时候，你刚好毕业，但是，最好别回来。”

他疑惑地看着我，我的嘴唇和声音都在颤抖，眼眶酸涩，“那一年，国共合作会破裂，国民党会背叛革命。我知道，你还没入党，但是……那会很危险，别回来。”

“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会解散。但是共产国际，会继续支持共党……”

我支离破碎讲了很多，脑袋里一片混沌。我记不得自己有没有哭，只知道顾林的表情一点点变得凝重，悲哀和无奈在他的黑眸里漫漶，直到我说到抗战胜利，他才露出一点微笑。

“我们会胜利的，花夕，对吗？”

我点头，说到1949年，说到红旗在北平飘扬，那已经是他的二十四年后。

顾林笑得灿烂，他握紧了我的手，“那就足够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

他已预知了未来的光明，路途再坎坷再黑暗，也不足为惧了。我看到他黑眸里的火焰，那份热忱，那份虔诚，始终没有褪色。

007

后来，我没有再遇见顾林。

电车依旧是那辆电车，到我一年后离开上海，电车系统才宣布全面更新，车头不再刷成绿色，那道时间裂缝也已合拢。

那枚书签一直夹在我的笔记本里，我在扉页抄了普希金的诗，是我一直想念给他听的那句。他的俄语已经足够好，只是我没有勇气。 那年我去俄罗斯交流学习，从莫斯科坐飞机回到上海，又转车去了余姚，浙江的一座小城。

本意是去放松，我沿着那水乡的青石板路漫步。上海换了全新的面目，太过现代，太过高科技，她已不像我学生时代认识的城市。

我拐进一家博物馆，规模不大，展品也很少。那里正好在展
见老弄堂山墙上细密的雕花，有种精致的古朴感。

上海就是这样，分明是摩登都市的典范，却总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找到岁月的痕迹。

等我回过神，再往车厢里看的第一眼，就落在他身上。

他也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厢的右侧，贴着马路的边界。我在左侧，逆着车行驶的方向，窗边的景物倒退而去，像是我在回溯一段走过的路。

我迟迟没有拿出书，而是打量了他好久。他和我差不多年纪，一身挺括的藏青制服，灰色的围巾在脖颈上绕过两圈，随意地打了一个结。

他戴着眼镜，睫毛却很长，长得几乎要穿破镜片。他低着头，安静地读着一本书，泛红的指尖压着铅字，指甲修得很整齐，一看便是个爱干净的人。

我顿时对他心生好感，尽管还未见到正脸，他那撮垂到额头的刘海已叫我觉得可爱。

我照例对他微笑，他始终没有抬头。过了一会，我也就收起笑容，从书包里翻出《金蔷薇》。

他比我早一站下车，车门开启的寒气吹到手腕时，我从书页中抬头，右上那抹青黑已经消失，我才得知他的离开。

文字变得索然无味，我合上封面，漫不经心地摩挲烫金的标题。 后几周，我每天都会在电车上遇见他。他坐在同样的位置，低头读着书。那撮刘海偶尔会被他掀到脑后，过几分钟又顽强地垂回眉心，遮住他因沉思蹙起的眉。

我一直没敢和他搭话，只满足于每个清晨见到他的片刻，没有缘由。

记不得是某日，他读的是一本很薄的书，几乎称得上是册子。书很小，比32开还窄些，封面是一张黑白照片，题目被他的食指挡住，我看不太清。

“你在看什么？”

我觉得那书很奇特，用的是极陈旧的装帧，不知道是从老书摊上淘的，还是哪家图书馆的旧藏。我以前也有收集二手书的嗜好，只是现在上海很难找到像样的旧书。

他顿了一顿，才抬起头来。大概是有些惊讶的，白皙的脸涨得通红。他用
我分享新闻和日常。尽管他报名黄埔军校的计划在父亲的激烈反对下失败了，但他依旧没有放弃投身革命的尝试。

在他遇见我之前，他本来是计划去法国留学的，母亲从小就在家中教他英语和法语。

“所以我的古文学得很差，到了大学总被教授训。”他说起来时还有点害羞。他的硬笔字写得很漂亮，架构纤细，笔画流丽，和他很像。软笔却是一窍不通，那双手似乎怎么也把控不了毛笔。

可惜留法计划因为一些说不清的因素搁置了，国内又正好遇上五四爆发，他在迷茫中接触到苏俄的革命与学说，好像黑暗中亮起一盏灯。他便留在上海，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借书信和投稿结交了一批北平的进步青年。

我听他提起几个名字，觉得熟悉又陌生，大概是在什么书上见过，有点模糊的印象。

还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开口，顾林的确提起几个女生的名字，但并不频繁，好像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代表。我无法想象他谈恋爱的样子，他的热情似乎已被理想和国家占据，再容不下半分私情。

那苍白瘦削的骨架如何承载更多的激情？我尝试描摹一个场景，他与一个姑娘在灯下对坐，耳鬓厮磨，谈论革命、莫斯科与未来。

我难以接受，他甚至从未说起婚姻和家庭，或许他的志向不允许他考虑这些。

那天我下了电车，走到学校门口时还在发愣，瞥见一对情侣牵着手走过。突然涌上来的感伤淹没了我，我蹲在花坛边，掐着膝盖的手指冰冷。

我想，与他相隔九十年的我，又能以何种立场去提起这个话题呢？ 某天，顾林告诉我，他准备去莫斯科留学。那是二零一五年的十月，我猛然想起，他的那个时空，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国共合作期间创立，那的确是最适合他的地方。

二十三岁的顾林，已比我初见他时要健壮一些，也黝黑一些，大概是这些年东奔西跑参与各种活动的结果。我却总想起二零一二年的冬季，他系着灰围巾，戴着细框眼镜，缩在电车座椅上读书
力地眨了眨眼，把封面翻过来举到与我视线平行的地方。

那天我坐在他前面，不知他对一个突然转过头搭话的陌生人是什么感受。

这下我看清楚了，是《共产党宣言》。

这是本熟悉又陌生的书。尽管生活在红旗之下，但我从未认真钻研过这套曾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高深理论，认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政课上。

我张了张嘴，不知该作何评价，只点了点头。

他似乎是体谅我的尴尬，轻轻地说了一句：“这是本伟大的书。”

我从瞬时的空白里回过神来，也想到办法继续这场对话。

苏俄革命，布尔什维克，我从未像此刻那样感谢我的专业。我试探着向他提起这些关键词，来自我研究的文本碎片，我有些心虚，但竭力说得顺畅，大脑飞快转动。

他的眼睛亮了亮，突然站起身来坐到我身边。上半身向我的方向倾斜，我的心脏在他的气味里怦怦直跳。

他依旧维持着礼貌的社交距离，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象他的头发会擦过我的嘴唇。我藏在裙子里的手捏紧，花呢料摩擦着手指，我一定脸红了，但他没有注意到。

十月革命，他以一种狂热的口吻接过我的话题，赞颂莫斯科工人勇敢的抗争和列宁天才的领导。简直是滔滔不绝，我可以看到那双黑眼睛里炙热的火焰。

当时我只以为，他是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尽管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热情，这好像只存在于小说和戏剧中，放在现实中，未免夸张了些。

我也认识一些攻读马哲的学生，他们的选择多是为了前途的便利，从政或公务。绝不是他这样，眼里心里都是对真理和未来的热爱。

那是一种太纯粹的东西，而在二零二二年，这样的纯粹在现实面前太过脆弱。

他与我谈了很久，当然多数时间都是他在说，我只是点点头，插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直到广播响起他的目的地，他还意犹未尽。

“我叫顾林，很高兴认识你。”
候的说法。”

顾林脸上的红晕消褪了，他不自然地扯了扯被我碰过的围巾，“我想这辆电车，也是……？”

可以用科学解释的？我自动接上他的话，尽管并不认同。我向来对物理敬而远之，一板一眼的逻辑只会叫我头疼，被文学浸泡过度的大脑允许容纳一些天马行空。

“或许吧，只是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而已。”我没忍心打破顾林对科学的信念，这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很重要。

“你那个时候，九十年后，也不可以吗？”顾林问。

我摇了摇头：“科学发展得很快。”

他理解了我的言外之意，沉默了一会才开口：“不管怎么样，很高兴遇见你，花小姐。”

我对他的称呼皱眉，“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花夕。”他深吸了一口气，看上去很紧张。

我被他的表情逗笑，他奇怪地看着我，透亮的黑眼睛透出几分谴责。

我举起双手，捂住自己上翘的嘴角：“没什么，很抱歉，我不该笑的。顾林，我也很高兴遇见你。这是件很浪漫的事，在电车上遇见九十年前的人。”

“那我对你来说，是不是太老了？”

“当然！”我实在忍不住，干脆弯下腰，几乎把脸埋进裙子里，“你希望我叫你爷爷吗，出于礼貌？”

他头摇得像拨浪鼓，“那也太奇怪了！我才二十岁！”

“我也是二十岁。”

我们是同龄人，在某条错乱的时间线上。

时至今日，我仍相信那场奇遇并非幻觉。

我的家族没有精神病史，我也从未服用过有致幻作用的药物。

顾林不是我在枯燥和迷惘中虚构出的角色，他的一颦一笑在上海灰色的冬季里，填满了颜色。

004

共享秘密，能极快地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我们迅速变得亲近，只花了几天便熟稔得像认识数十年的老友。他与我讲起他的家世，童年和艰难